盡管已經過去1個多月，但“531”光伏新政的沖擊波仍然繼續。

事實上，不止在光伏領域，在整個可再生能源行業，補貼的方式、規模都在發生急劇的調整，而補貼，只是政策實現方式的一種。

從全球范圍來看，政策這只“看得見的手”，正在發生怎樣的調整？其有哪些偏頗和待調整之處？政策的轉向，又預示了可再生能源哪些新的發展方向？

眾所周知，電力領域的相關政策主要包括上網電價/補貼、招標電價、凈電量制、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等。從整個可再生能源領域看，制定中長期目標，仍然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，而這些目標，大部分是針對電力行業提出的。

到2017年年底，有超過150個國家提出了針對可再生能源電力的發展目標，其中有85個國家或地區提出，未來可再生能源電力占全部電力的比重將超過50%。制定中長期轉型目標，可為行業提供明確的轉型方向，但其局限性在于高度依賴持續的政治承諾，同時目標本身沒有效力，需要持續的配套政策措施助其實現。

在所有的政策類型之中，采用固定電價（或上網電價補貼）與拍賣機制的國家數量最多，到2016年分別達到了83個和73個。

其中，固定電價（或上網電價補貼）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發展早期便被大量采用的政策，2009年以后，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采用拍賣機制。

在拍賣機制下，全球光伏與風電的價格不斷下降。2016年，光伏發電的全球均價為50美元/兆瓦時，相比2010年近250美元/兆瓦時的全球均價下降了80%。同一時期，發展更為成熟的風電價格也下降了近50%。

此外，其他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也均實行了拍賣機制，例如丹麥、德國和荷蘭的海上風電，阿根廷和秘魯的生物質能發電，迪拜的光熱發電等。

當然，稅收優惠、退稅、績效激勵、優惠貸款和擔保等金融和財政激勵政策也在全球范圍內被廣泛采用。這些政策可改善融資渠道，降低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前期高昂的成本負擔，促進可再生能源投資，或鼓勵用戶自愿購買可再生能源電力等。

不難看出，全球范圍內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已經在能源、社會、經濟等領域引起了變革。然而，不同政策在各個國家或行業的推進程度取決于制定的目標、能源市場情況、行業成熟度、技術水平以及其他社會經濟條件等因素，沒有任何一種政策可以在所有情況下成為首選方案。

如前所述，目前的政策多集中在發電領域，未來除了進一步完善發電領域的政策以不斷適應新的變化外，或還應將更多的目光放在交通運輸和供熱制冷等終端領域中。